如果不断地形成恶性循环，只能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

金融改革是三中全会部署的整个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如何在金融领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呢？ 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此外，银行间市场还存在由商业银行主导的问题，导致风险实质上仍高度集中在银行体系。

一是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得不到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因此，有关的规划和监管也是重要的。在没有别的配套改革措施的情况下，当流动性流向泡沫经济，最坏的情况就是眼下的泡沫经济酝酿为一场金融危机，那在未来三五年内可见分晓。在上届政府的最后五年里，中国通过发行更多钞票并增加流动性来维持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但各省乃至全国能容纳可盈利有经济规模的银行数目却是有限的。

总体而言，上述的金融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框架，理论上是比较从前的决策模式合理。产能闲置，呈现出增长衰退的特征。资本账户开放导致经济波动频繁资本账户开放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才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提出来的议题。

在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韩国又差点遭遇同样的命运，后来靠跟美国签订货币互换而避免了危机。考虑到结构的问题，允许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到国外举债总的来讲弊大于利。不存在通过借短债进行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termmismatch），或还债时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的错配（currencymismatch）问题。所以，我们要自己提出理论，把资本账户各项内容是否开放的利弊以及受益方和受害方研究清楚，这样，当面对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或在国际谈判桌上面对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压力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明哪些账户可以开放、哪些账户不能开放。

所以，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对资本的外流要进行控制。所以总的来讲，从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华尔街、美国金融学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资本账户开放后，实际上导致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更为频繁，危机发生更多。

然而，比较我国和俄罗斯以及东欧转型国家的情形，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通常就是可以直接借钱回到国内来套利的金融机构，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泰国的金融机构，它们或以很低的利息在国外大量借贷，再以高利率到国内转贷。另外，时机上更是不合适。基于此，我非常关心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

也就是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资本相对短缺，自己也能够积累足够的资本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最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不过诺奖获得者卢卡斯根据观察发现，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实际是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到资本丰富的发达国家，而非相反，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谜题。韩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时面临的这是这个问题，投资按比较优势进行，且是外向型的，原本发展得很好。其次，有那么多的短期投机性资本到处流窜，无孔不入，给宏观经济管理增加了许多困难，尤其是人民币汇率不是完全自由浮动，维护货币政策自主权很艰难。

所以，允许银行或企业向国外举债，虽然能带来投资和消费的增加，经济出现短暂的繁荣，但这种繁荣通常以危机的爆发收场。从这三大类来看，外国直接投资直接投资于实体经济，对资本的积累、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升级有直接贡献，可以直接推动结构变迁、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比如，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似乎有所改善，但那是统计失业率。可是对那些资本账户没有管制的发展中国家又怎样呢？如果他们的汇率是完全自由浮动，在那种状况之下，资金的大进大出，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拉丁美洲国家就是这种情形。

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这个门槛逾越不好，很可能使原本发展很好的经济突然发生崩溃性危机。但是，美国金融学界提出的新理论缺乏结构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同样不适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我们不应该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我们应该自己研究所面对的问题，提出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理论，这样才不会跟着别人的音乐跳舞比如2003年下半年，出现宏观经济过热，发改委就出面调控，当时指定三个部门：钢铁、水泥、电解铝，结果这些部门产能过剩。宏观经济调控不应从产业政策入手新京报：怎么看待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卢锋：发改委的产业政策调控本身就是一种误导，总是以产能过剩的名义调控投资，却造成了产能过剩。好方针为何没有落地？因为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

虽然没有大规模刺激政策，但是，财政赤字比去年多。改革突破要有高层决断新京报：为什么很多改革都推进了，金融改革还很缓慢？卢锋：第一，从某种意义上，改革具有连接性。

新京报：这次李克强总理启动行政审批权削减，一些核准被废除了。同时，汇率管不好，利率就没法持久，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被改革的机构或个人利益的抵触性非常大。新京报：有关设立民营银行在2010年的新36条也有类似规定，为何一直讲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卢锋：国务院的方针表述反映了高层的美好意愿，但是，它跟现实还不能够绑定，并不是发个文件就等于改革了。

通过我这十多年的观察，我认为一个行动比一个大纲领还重要。新京报：那该如何做？卢锋：求稳谋变，断臂疗伤，慢慢收。如果汇率改革没有到位，央行就会因此而外汇储备过多，然后导致货币过多扩张，就会导致外部的压力和矛盾增多，甚至会影响国民福利分配。比如，第九条规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并没有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

卢锋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委。根本原因还是取决于领导层改革的决心与改革操作的能力。

2013年7月10日晚，在北京大学深处的红墙宅院朗润园内，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比如，多少人想做民营银行，但是准入条件是什么？如何操作呢？现在看起来很不容易。

还有一个就是对外上市，改变治理结构。几乎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压力。

换句话说，就是既要继续治理风险，同时又要千方百计地稳增长。新京报：那么，经济还会继续下行吗？卢锋：只要政府不要干预，将去杠杆化交给市场，谁受益谁承担，中国的宏观经济还是有解的。新京报：改革真正的阻力是什么？卢锋：我觉得关键还是看领导，改革突破，一定要有一个高层的决断。所以，我个人观点认为，汇率改革是关键。

第三，金融具有系统性。改革要有实质性的内容，金融改革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利率、汇率、市场准入等方面。

作为新京报青年经济学人的嘉宾评委之一，卢锋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改革、发改委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谈起。比如银行，对外倒是放开了，对内却没有放开，依然是垄断的。

比如近期的钱荒，一个银行有问题，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出问题。比如，北大所有教授的工资卡都在工商银行，这是不能选择的。